【时代周报】联合国项目运营神秘重庆政府行政收地

　　联合国项目运营神秘重庆政府行政收地
　　
　　联合国采购基地身陷重庆土地纠纷
　　
　　近日，戚雪安待在杭州总部，每天除了等待，几乎无事可做。
　　
　　今年1月，戚雪安履新重庆工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受命到重庆负责国际工业品采购基地项目的建设。
　　
　　4年前，这个项目在重庆江北区寸滩物流园区奠基，号称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下辖国际小水电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全球唯一的工业品采购基地（以下称“联合国采购基地”）。当时预计2012年建成后可容纳上百个会员国3000家企业进驻交易，年交易额达100亿元。

　　
　　但没想到重庆工发投资发展公司却深陷土地纠纷，经过长达两年多时间的讼战后，340亩土地已被重庆市国土部门全部收回。落户在该地块上的联合国采购基地项目为此受挫—除了满地的荒草，并未如期生长出高楼，以及财富。
　　
　 “前景渺茫，现在我们只有耐着性子，等待重庆市政府的召集，谈判、敲定补偿方案。”戚雪安说。
　　
　　吊诡的是，在土地被收回的讼战中，重庆官方曾质疑重庆工发公司假冒联合国工发组织名义骗取国有土地，谋取暴利；重庆工发公司则抱怨重庆官方是“关门打狗”。
　　
　　争来“联合国项目”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与金渝大道的东北夹角处，是一大片被约两米高的围墙围住的丘陵荒地。这里就是联合国采购基地的原落户地。如今斑驳的墙面依稀可见“联合国工业品采购基地”“重庆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等字样。
　　
　　围墙阻隔了马路上的车流喧嚣，这片荒地上只有冷清，不见人影。但4年前的2007年9月4日，这里人声鼎沸—当天上午，联合国采购基地在此奠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云盖拉等联合国高官，水利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国家部委领导，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悉数出席。
　　
　　联合国国际小水电组织主任童建栋发言称，采购基地是国际小水电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全球唯一的工业品采购基地，“是重庆市政府和国际小水电组织共同在重庆设立的一个国际多边战略合作和竞争平台”。
　　
　　国际小水电组织成立于1994年，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目前拥有分布于全球60多个国家的330多家会员。其宗旨是通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国际组织三边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促进全球小水电的开发，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清洁、廉价和足量的能源。
　　
　　而在重庆设立的这个采购基地，并不限于小水电开发。童建栋当时表示，它将聚集全球小水电设备及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资源，同时打造可再生能源、基础装备、汽摩及相关产业全套供应链。
　　
　　基地运作模式主要借助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业品采购体系，作为国际小水电组织的“后台”，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能源总署、77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将在该基地的搭建及运转中扮演重要角色。为此，重庆时任市长王鸿举发言称，“联合国采购基地落户重庆，为重庆打开了一扇推进国际多边合作、交流，特别是与国际组织友好合作的窗口。”
　　
　　采购基地规划占地340亩，投资25亿元人民币，拟建国际采购交易区、商务区和生活区（国际公寓）三大功能区，可容纳3000家采购商和制造企业进驻。当时预计至2010年粗具规模，2012年竣工投入运转，年交易额上百亿元。
　　
　　运营组织神秘难寻
　　
　　然而，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全面负责这个“联合国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却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杭州工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州工发”）。
　　
　　这家公司称，它是受联合国工发组织委托，按照联合国倡导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对联合国采购基地实施设计、建造、运营；重庆市政府则为采购基地提供配套政策。
　　
　　据重庆市工商档案资料，杭州工发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为民营企业，股东有三个：杭州人钟富苗、深圳市恒盛东方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佳德投资有限公司，三个股东出资额分别为540万、540万、920万元，各占股份27％、27％、46％。
　　
　　工商档案显示，钟富苗乃杭州人，1970年4月生。但该人履历及社会背景，经时代周报记者多方查证，未能成功。深圳市恒盛东方贸易公司、深圳市佳德投资公司亦寂寂无名。
　　
　　杭州工发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承接会展、企业管理咨询、室内装饰设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机械及产品、五金交电、百货等的批发零售。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29日，此前的10月18日，重庆市政府与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在杭州签订《关于建立联合国工发组织可再生能源基地框架协议》，其中约定在重庆市建立联合国采购基地。
　　
　　在联合国采购基地奠基前一个多月的2007年7月23日，杭州工发出资2000万元，在重庆工商局注册成立重庆工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工发”）。
　　
　　重庆工发就是开发联合国采购基地的项目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显示，2008年3月11日，重庆市建委向该公司核发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暂按二级资质，可承担25万平方米以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2009年3月9日，股东杭州工发出资6500万元，对重庆工发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增至8500万元。
　　
　　工商档案还显示，2006年7月成立至2010年2月，重庆工发先后更换了三次法定代表人，分别是车剑剑、高宁、周松祥。
　　
　　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高宁为杭州潮汕商会会长、浙江粤商集团董事长，周松祥为绍兴老板、浙江华宇集团董事长。此二人先后参股杭州工发，但具体股份不详。高宁向时代周报表示自己现已退出杭州工发。重庆工发总经理助理戚雪安说，杭州工发目前有四大股东，其中之一周松祥是重庆工发的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2008年1月22日，重庆工发通过挂牌受让位于江北区海尔路与金渝大道的东北夹角处的340亩土地，性质为商业（40年）、居住（50年）。据土地出让合同，总价42522万元，重庆工发应于同年2月15日前缴纳土地价款35828.1053万元，于出让合同签订60日内（即4月15日）缴纳其余土地价款6693.8947万元。
　　
　　但从实际缴款观察，重庆工发资金实力并不雄厚：2008年1月30日缴纳价款8468.8434万元，同年9月1日由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垫资缴纳价款29128.54万元，2009年3月17日完清尾款4924.6166万元。
　　
　　重庆政府行政收地
　　
　　戚雪安坦承，江北区财政垫资2.9亿多土地价款，事实上是给予重庆工发的优惠政策。据重庆工发公司与江北区政府的协议，重庆工发按规定建成项目后，江北区政府将优先回购3.3万平方米展场，回购价格由土地成本及建安造价两部分组成。
　　
　　这无疑让重庆工发获得巨大好处，“本应支付4.25亿元土地合同价款，而现在它实际只付了1.34亿，就获得了地块的使用权。”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重庆工发取得土地后便开始进行规划设计，拟建设规模为4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0万平方米，商务酒店8万平方米，展场30万平方米。
　　
　　然而，2009年5月，就在联合国采购基地的土石方工程已启动，规划设计即将结束时，来自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一纸行政决定，让重庆工发措手不及。
　　
　　该行政决定表示，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收回重庆工发用于建设采购基地的340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2008年1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联合国采购基地项目地块，处在保税港区8.37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范围内；保税港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特征。因此，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对以上地块作出了以上收地决定。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开发管理公司早已多次要求收回该地块。重庆工发时任总经理高宁称，经重庆市发改委积极协调，工发公司与保税港区曾达成协议：340亩土地被切分成两块，一块143亩交由保税港区使用；另外一块197亩由重庆工发开发，建采购基地项目中的酒店、展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部分，其规划中的10万平方米住宅开发，则需重庆市单独置换地块。
　　
　　问题是，后来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拒绝履行以上协议。为此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高宁说：“保税港区开发管理公司曾组织300多号人推倒我们的围墙，打伤保安。”
　　
　　事实上，纳入这次保税港调规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名单的，远不止重庆工发一家，还包括重庆商社集团、中海外等，但重庆工发对该行政决定尤感愤懑。“我们首先要求重庆市严格按照与联合国工发组织之间的承诺履约；其次，我们的土地是经过招拍挂取得，程序合理合法，政府怎么能背信弃义，想收回就收回？”高宁说。
　　
　　2009年7月10日，该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召集政府部门举行专题会议，建议收回采购基地项目用地，同时为该项目另选新址，并给予业主合理补偿。此建议获得重庆市政府高层同意，并函告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
　　
　　随后，重庆市规划局提供地块供重庆工发选择；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亦表示如不愿置换，将就其投入的所有费用及利息、成本予以补偿，并给予6％的利润。“虽经多次谈判，重庆工发仍不予支持。”以上官员说。
　　
　　重庆工发时任总经理高宁透露，他们希望按土地的市价补偿，重庆市当然不同意，“当时买地时每亩100多万，现在已涨到400万—500万元”。
　　
　　指控重庆工发为房产商
　　
　　双方开始陷入僵局。土地证办不下来，规划方案无法向规划部门报审，基地项目被勒令停止下来。重庆工发四处危机公关，最后只得向重庆渝中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重庆市国土局作出的收回重庆工发用于建设联合国采购基地的34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上法院作出判决，支持国土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收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也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2010年重庆工发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但等来的二审判决是：维持一审判决。
　　
　　11月21日，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土地利用处苟姓工作人员以敏感为由拒绝透露340亩土地的收回细节，不过他仍向时代周报确认，这些土地目前已被收回，重庆工发当时支付的土地价款尚未退回。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开发管理公司办公室负责法律方面的人士则表示，土地还未被保税港区拿到手中，尚需经过相关程序。
　　
　　“二审判决至今都已一年了，我们还耐着性子，在等待重庆市政府召集，去谈判补偿问题。”重庆工发总经理助理戚雪安直言重庆当地政府比较强势，态度太不积极，尽管公司老板们仍想把基地项目搞下去，但前景不乐观。
　　
　　重庆市发改委曾在巴南、北碚等重庆主城区内寻找合适土地，为该项目另选新址，“可是至今新址没着落，他们说地有就是没用地指标。”
　　
　　戚雪安更感担忧的是，在长达两年多的讼战中，联合国采购基地项目本身已受到重庆相关官方机构质疑，“他们说我们是房地产公司，搞的不是公益性项目，跟联合国工发组织没关系，是假冒联合国组织圈地，并进行商业开发，从而谋取暴利。”
　　
　　一位知情者透露，2009年8月21日，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曾与联合国工发组织北京代表处援建项目负责人马健电话联系，对方表明：联合国工发组织并没有和重庆市政府签订任何合作协议，本身不是该项目参与者；联合国工发组织也未就支持该项目的形式作出任何承诺。
　　
　　戚雪安坚称，联合国采购基地项目创新了融资运作模式，即由联合国工发组织旗下国际小水电组织授权民营企业杭州工发公司对项目进行开发经营管理，“我们是有授权委托书的”。但他向时代周报表示委托书原件并未在他手中，所以暂时无法出示。
　　
　　杭州工发股东们是如何开始和联合国工发组织发生关联的？其中到底有怎样的利益勾连？对此，戚雪安以及重庆工发原总经理高宁均称“不知情”。
　　
　　这个“联合国项目”至今依然陷入僵局。“除了寻求多种渠道和重庆市政府高层沟通外，我们将考虑向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戚雪安颇显无奈。
　　
　　上海宽带免费提速智慧城市依旧悬空
　　
　　上海网速曾有“前耻”。年初，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行业发展报告，其中指出，上海的宽带网速平均仅有73.3KB/S，全国倒数第一。
　　
　　尽管这一数值被多方质疑，但宽带提速已被上海提上日程。11月中旬，上海电信率先实行宽带免费升速，主要针对已完成光纤入户的“城市光网”客户，比如，原使用2兆套餐的“城市光网”客户今后可享受每月10兆带宽，费用不变。预计，该服务将惠及上海110万户家庭，调整后，光网客户的平均带宽将超过16兆。
　　
　　上海先行，北京跟进。11月28日，北京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年底前，北京联通将对光纤宽带的老用户实行免费大升级，2兆用户或升至8兆或10兆，其他用户的带宽则基本保证翻番，而资费按原套餐标准执行。与此同时，江苏、天津等地亦做出了提速的承诺。
　　
　　电信、联通先后表态后，长城宽带上海分公司副总裁鞠涛告诉时代周报，“这对市场的冲击很大。我们可能也会提速，将2兆升至4兆或者6兆，但具体还没敲定。未来，2兆带宽或将逐渐退出市场。”
　　
　　2011年被称为“智慧城市”建设元年，受益于各城市纷纷企图“更智慧”的规划，中国网络有望跃入大提速时代，但这并不说明各地马上可以“聪明”起来，智慧之路任重道远。
　　
　　电信目标仍在资费
　　
　　小盛是中国电信10000号的客服代表，半个月来，他接过的咨询电话十有五六是关于宽带提速。“主要是城市光网用户，若原套餐为每月2兆、3兆、4兆，统一免费提至10兆；若为10兆，升到20兆；而20兆以上的，回馈以30兆。”
　　
　　“而ADSL用户，若所在地已有光网覆盖，申请迁转城市光网后，亦可享受10—30兆的高带宽。”小盛说。
　　
　　可以算这样一笔账：目前，上海电信推出的预付费宽带套餐标准是，速率2兆，每年1800元，也就是，每兆单价75元/月，而若转为光网，享受10兆带宽，但资费不变，那么，每兆仅为15元/月，降幅达80％。电信“吐利返民”了？
　　
　　其实不然。“光纤的带宽可以认为无限大，只要前期投入到位、光纤铺进楼后，电信就不需要为2兆至10兆甚至更多的提速追加成本。”
　　
　　飞象网CEO项立刚告诉时代周报，目前，即将或已经提速的主要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电信用户群庞大；而且，即便宽带的单价降低了，用户每月的实际支出仍然很高。譬如，若有客户认为，自己只需2兆带宽，那么，每月能否仅付30元？不可以。
　　
　　“就电信而言，它并不介意增加带宽，因为，这不需要提高成本，它重视的是如何保证数量庞大的用户每月150元甚至更多的支出。”项立刚说。
　　
　　而在鞠涛看来，提速对市场的冲击很大。“通常，中高端用户比较喜欢高带宽，电信的举措相当于抓住了市场主体，优质客户都会被吸引过去。”
　　
　　目前，长城宽带等驻地网运营商的资费标准一般为每年1000元，带宽2兆，与电信提速前的1800元相比，约为5.6折，颇具竞争力，但与1800元10兆的价格一比，优势大减。“我们肯定会实行相应的对策，可能会跟进，但提速多少，要考虑成本问题。”鞠涛说。
　　
　　“实际上，免费提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著名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阚凯力告诉时代周报，首先，这是最好的宣传；其次，培养了用户的使用习惯，“用上快的后还会留恋慢的吗？”；再次，可以摸清用户对于高带宽的需求，研究后期的定价策略。
　　
　　对于上海电信提速不提价的做法，业内多数持肯定态度，唯一的担心是，中投顾问IT行业研究员李方庭告诉时代周报，网速大跃进可能会为网络不稳定致使网络瘫痪埋下隐患。
　　
　　智慧城市道路尚远
　　
　　当“宽带提速”成为沪上的热议话题，“城市光网”计划被越来越多人了解。该项目根据上海市政府与中国电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而设立，于2009年6月启动。其中指出，到2012年，上海市将有300万用户使用百兆级网络宽带，而目前的提速只是其中一环。
　　
　　其实，“光网城市”计划的背后是上海规划的一整张蓝图：3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今年9月，上海市政府依据“十二五”规划出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未来3年，围绕构建国际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应通过政府规划领导，推动相关企业重点实施宽带城市、无线城市、通信枢纽、三网融合、功能设施5个专项。其中，首个专项“宽带城市建设”的首项任务即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光纤宽带网。
　　
　　不只上海才有智慧之梦。赛迪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中国几乎所有一级城市都提出了“智慧城市”的详细规划，80％以上的二级城市亦表示要建设“智慧城市”。而且，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这些城市大多将建设光纤宽带城域网摆在了重要位置。
　　
　　“目前，很多地方都要做智慧城市，但并不清楚这是什么，以为建个高速宽带或弄几个免费的公共WIFI就‘智慧’了，这肯定不对。”项立刚告诉记者，关于智慧城市，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在每块砖上安装感应器，让它们来报告交通信息，而目前的宽带提速只是整个建设中最基础的部分。
　　
　　“智慧城市的硬件建设大致分两部分，第一，铺设光纤宽带，提高网速，这是智慧城市的动脉。第二，开发功能强、效能高的技术和产品。”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楼培敏对时代周报谈到，比如澳大利亚，尽管那里地广人稀，但政府铺设了大量光纤，而若没有这一基础，智慧城市无从谈起。但是，如若电子时代，如果只有电，没有电器，人们仍然无法享受电器生活的便利，所以，建设智慧城市还需要产品和技术的创新。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就拟建“信息港”，21世纪初提出“智能城市”，而今，又进一步建设“智慧城市”。“相较而言，智慧城市是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谋求更高一级的发展。‘智慧’一词突出针对复杂情况、问题的协同、应对和可控能力。”楼培敏说。
　　
　　比如，在上海浦东的周浦镇，由于业主经常抱怨无法第一时间收到信，园区便开发了一种“智能信箱”。当邮递员将信件投递到信箱，内部传感器收到感应信号，15秒后便会向业主手机发出提醒信息。
　　
　　李方庭认为，建设智慧城市最核心的内容是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技术，加快城市人地关系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实现系统优化，同时，加强备用光缆和卫星线路的设置，防范由于如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而导致互联网和通讯发生中断的情况。
　　
　　“智慧城市不能只停留于技术层面，要超越‘数字城市’、‘智能城市’的理念。”今年9月审议通过的《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共识研究（草案）》指出，这不是一项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而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而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点共识似乎需要被更多城市认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