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经新闻报】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西部开发须设门槛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环保一度成为两会的热点,2012年也不例外。这次“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
2012年2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这已经是国家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而做出的第三次大动作了。
第一次是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打响了西部大开发的第一枪。第二次是2010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把西部大开发再次推向了高潮。
至今,西部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让人担忧的是,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西部发展的模式似乎在重蹈东部的覆辙。
“双高”企业在窃喜
近年来,国家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指标,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建立起环保淘汰机制,清剿污染大户。
上海在2011年进行了76家危化企业搬迁调整。浙江、江苏、山东等多地的招商引资部门明确表示,拒绝“双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走投无路的“双高”企业曾一度不知所措。不甘心就此落魄的它们开始四处寻找“一线生机”。而西部的崛起恰恰给了他们这么一个机会。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产业转移政策实施之后,西部地区迎来了发展的良机。但由于经济落后,西部地区严重缺乏充当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和发动机。而这些“双高”企业恰恰有着能在短时期内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性。为了吸引这些企业的入驻,部分地区开始主动降低环保门槛,并给出各种优惠政策。在这样的一推一拉下,污染企业沿着从东部向西部、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路径迁移。
自此,大量的化工企业、光伏企业和制药企业,开始往中西部省份转移。其中就包括了内蒙古托克托“污水湖”污染事件的主角石药集团中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据悉,石药就是在河北遭到抵制后,于2004年搬迁到了托克托县。
这些企业的进驻,给中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石药进驻的7年多时间里,石药企业排放的污水已经形成了多个污水湖,其中最大的污水湖总面积达350万平方米。而这也仅仅是西部地区近年来爆发的污染事件的冰山一角。曾有多家媒体惊呼,西部地区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
尽管国家极其重视和关注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把生态保护列为了《国务院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的第一条。但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作选择的时候,西部地区依然选择了前者。他们开始重蹈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本来就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发展需求十分迫切,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引进项目的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综合考评这些项目可能带来的后果。
专家在疾呼
尽管遭受到了环境的惩罚,但西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仍在继续。在专家眼里,这可能会对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
纵观各省公布的2012年GDP增长目标,西部省市仍高于中、东部省市。其中,对GDP增速要求最高的前三名均为西部省市,排在首位的是内蒙古,定下15%的增长目标,紧随其后的贵州为14%,而排名第三的重庆亦高达13.5%。
看着西部地区盲目追求GDP的做法,长期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万分焦急和痛心。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其环境污染是无法治理的。以青藏高原为例,其地质年代非常年轻。仅仅是在草原上挖上一锹,草皮就像得了皮肤病一样,不断溃烂。恢复的时间可能长达几个世纪。
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7%,其承载的人口仅为6%。这明显显示出,西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注定了无法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能治理和无法治理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时红秀表示。
“西部经济固然需要发展,但绝不能再走东部粗放型的老路。”对此,时红秀建议。2011年,国家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个规划将我国国土空间分为以下主体功能区: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西部地区一定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
例如,呼包鄂榆地区被列为了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该地区将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北方地区重要的冶金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根据相关的定位,本地区可以选择相应的产业。而甘肃、新疆主产区则被列为了限制开发区域。这个地区要以建设以优质强筋、中筋小麦为主的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优质棉花产业带为主。
“目前来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国应该通过立法环节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充分利用媒体等社会各界的监督职能,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时红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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