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吉利北京设厂未获地方政府支持 沃尔沃中国基地花落谁家

　　要在收购沃尔沃之后站稳脚跟，吉利要么能很快找到点石成金的扭亏捷径，要么获得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支援

　　吉利的未来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准备，只有13年历史的中国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下称吉利）与福特汽车于2010年3月28日签署了收购沃尔沃的最终协议，预计全部交易将在2010年三季度完成，但各方关注的收购资金结构和来源，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

　　据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介绍，收购沃尔沃轿车100%股权的18亿美元，包括16亿美元现金和2亿美元支票。此外，吉利还为沃尔沃后续运营准备了9亿美元资金。

　　据此，吉利为收购和运营沃尔沃准备的资金约27亿美元。李书福称，这27亿美元中，一半来自海外，另一半来自国内。来自国内的资金中，吉利占51%。吉利内部的消息透露，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牵头成立了银团，为交易提供贷款，吉利自身投入将在7亿到8亿美元之间。另外，还有一家省级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将参与出资。

　　不过，具体的联合出资方是哪家，以及整个出资中有多少来源于贷款，吉利仍未对外披露。此前外界盛传的联合出资方，包括北京亦庄投资公司以及天津方面的基金投资，此次均未现身。

　　一位接近北汽的消息人士透露，吉利原拟在北京设厂，并谋求北京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但北京市政府高层对此事意见不一，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认为北京应重点扶持一家汽车企业，即北汽。目前吉利正在争取黑龙江省大庆国资委下属的一家公司参与出资。

　　此次收购，对于吉利是美梦成真，但很多汽车业内资深人士担心吉利最终会被沃尔沃拖垮。“一年几亿美元的亏损，这是吉利无法承受之重。”一位参加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动的汽车业内人士表示。

　　截至目前，无论是TCL，还是联想，中国制造企业的几次大手笔海外并购几乎都延续了同样的路径，即以国内市场盈利来养海外市场的亏损。TCL最终不得不弃子图存，而联想仍在勉力寻求出路。很难想象吉利可以用国内市场盈利来弥补沃尔沃的巨大亏损。公开资料显示，吉利2009年的盈利大约10亿港元（即约8.8亿元人民币），而沃尔沃2009年的亏损已高达6.5亿美元（相当于44.2亿元人民币）。

　　要在收购沃尔沃之后站稳脚跟，吉利要么能很快找到点石成金的扭亏捷径，要么获得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支援。

　　负责沃尔沃全球运营的，将是来自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沈晖。在2009年底加入吉利之前，沈晖担任菲亚特集团中国区副总裁，他拥有12年在多家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沃尔沃中国项目负责人童志远则来自华泰汽车，此前在北汽集团拥有20多年工作经验，并担任北汽与德国戴姆勒集团合资公司北京奔驰的中方总经理。

　　沈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会通过沃尔沃董事会施加影响，但不会直接干预运营。他称，吉利会借鉴塔塔收购捷豹、路虎的经验教训，给沃尔沃管理团队独立运营权。不过，沈晖此前没有运营过欧洲公司。无论是他个人，还是吉利，均面临挑战。“菲亚特本身就是欧洲公司，此外，在博格华纳工作时，与德国分公司交流很多。我并不担心。”沈晖说。

　　李书福真正寄予希望的是沃尔沃未来在中国的市场和工厂。“沃尔沃是一只老虎。”李书福说，“（老虎）需要回归大自然，而不是关在笼子里。”李书福认为，瑞典和比利时工厂就相当于笼子，一旦把沃尔沃这只老虎从里面放出来，就能重塑雄风。他表示，收购完成之后，中国成为沃尔沃的另一个本土市场，中国市场将会提升沃尔沃的全球竞争力。但李书福此前也一再保证说，吉利不会关闭沃尔沃在瑞典和比利时的工厂。未来中国工厂和海外工厂如何平衡，沃尔沃是否能开发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消化扩充的产能，将是运营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吉利汽车副总裁张芃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沃尔沃只是“伤风感冒”，问题在于“规模上不去”。“沃尔沃的研发投入可能跟奔驰和宝马差不多。”李书福在3月30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说，一旦规模提升上来，摊销在每辆车的成本就会降低。

　　但在另一家中国汽车企业任职、拥有十多年汽车业经验的高管认为，豪华车扩展市场很不容易，“既想保持高端车的形象，又想迎合大众市场，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工商局的注册资料显示，吉利集团已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了两家投资公司。其中，北京吉利万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初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童志远。近日，这家公司已经增资至71亿元。另一家北京吉利凯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5亿元，法定代表人是吉利集团总裁杨健，近日该公司已增资至41亿元。

　　观察家普遍认为，传言中的联合出资方与未来沃尔沃在中国的工厂紧密相关，无论最终联合出资方是谁，其背后的真正支持者都是当地政府。吉利在宣布最终协议的同时未披露其他出资方，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吉利仍未敲定未来在工厂方面的安排。如果不是北京，吉利未来的中国工厂会花落谁家？

　　推荐标题：中国资本角逐澳洲煤矿 兖州煤业模式受当地欢迎

　　与炒得火热的油气、铁矿石海外投资潮相比，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煤炭投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中国投资烤热澳洲煤业

　　□ 本刊特派记者 陈竹 | 发自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港口的海面上，52艘货船在海面上一字排开，等待着入港装载，最“不幸”的船只可能要等上一个多月。

　　3月24日，澳大利亚最大煤炭出口港的这一繁忙景象，让人丝毫看不出经济危机的痕迹。一年前，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商们还在担心，日本、韩国等传统买家的需求疲软会导致出口锐减。现在，买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新南威尔士州矿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尼基?威廉姆斯（Nikki Williams）在3月22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她现在不担忧市场，而是担忧港口和铁路等基建成为束缚出口增长的瓶颈。

　　据纽卡斯尔港公关部负责人基斯?鲍威尔（Keith Powell）介绍，该港的两个煤炭出口码头——分别由力拓（Rio Tinto）和斯超达公司（Xstrata plc）控股——正在增扩吞吐量，计划由目前的1.02亿吨/年扩至1.13亿吨/年。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兖州煤业（600188.SH）去年收购的菲利克斯资源公司（Felix Resources Ltd，下称菲利克斯）以及当地另外四家矿主所修建的第三座码头，也将于今年年中投入使用，吞吐量有望逐渐从3000万吨/年增至6600万吨/年。此外，筹建中的第四座煤炭出口码头的用地也已经预留。

　　这一切，与来自中国的新增需求不无关系。受国际海运价格下降、国内煤矿业重组等一系列因素影响，2009年中国第一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煤炭4395万吨，同比增长了11.4倍。2010年以来，中国煤炭进口增势不减，1月从澳大利亚进口量就达到497.2万吨，同比增长12倍。

　　以往，中国对澳煤的兴趣限于用于炼钢的炼焦煤（coking coal），200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硬焦煤出口总量就达到730 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动力煤的兴趣也在增长。在澳大利亚动力煤主要产地新南威尔士州，2008财年（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仅有0.46%的出口煤炭销往中国。2009年财年，这个比例增至4%。2010财年前七个月，向中国出口煤炭量达到750万吨，几乎是上一财年的2倍。

　　今年年初，觉察到这一骤变的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一份预警报告，担心中国煤炭需求猛增，会迫使需求量较大的印度、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主动提价以获取有限的煤炭资源，国际市场煤炭资源争夺可能将进一步升级。

　　兖州煤业和神华集团等不少中国煤电企业，则在几年前就敏锐地嗅到这个趋势，在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煤炭企业。但与炒得火热的油气、铁矿石海外投资潮相比，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煤炭投资故事才刚刚开始。

　　良机难觅

　　澳大利亚行业推介联盟（Industry Capability Network）猎人谷地区的经理肯?福特（Ken Ford）近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印度商人来到纽卡斯尔港买煤。可是，他们往往想买买不到。“因为产量大多被日韩的长协预定了。”福特说。

　　新南威尔士州位于澳大利亚东南角，70%产煤用于出口，前三大出口地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中，日本占近60%。

　　在福特看来，目前是绝对的“卖方市场”，中国公司想要拿到大笔贸易合同并非易事，要兼并当地蒸蒸日上的煤炭公司更是难上加难。

　　经过几十年整合，澳大利亚的大部分煤矿资源都集中在斯超达公司、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必和必拓、力拓等大公司手中。这些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强，融资难度小，几乎不会给收购者有机会。

　　去年1月，《南华早报》曾披露，神华集团有意收购力拓旗下煤炭联合工业公司76％的股份，价值约37.2亿美元。当时神华“有机可乘”，是由于力拓受金融危机拖累，为将其389亿美元债务削减至100亿美元，不得不出售矿山。然而，一旦市场回暖，力拓缓过气来，这个机会窗口就立刻关闭了。

　　对于中国公司来讲，相对务实的选择是收购中小规模的独立煤炭公司。兖州煤业对菲利克斯的收购就是这一策略的体现。

　　1999年就带着自主研发的技术远赴澳大利亚寻找机会的兖州煤业，是一个先觉者。据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勘探与采矿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郭华博士介绍，传统上澳大利亚采煤是从地面往下挖，只能采到三四米厚的煤层。如果运用兖州煤业的“放顶煤”技术，在地面以下二三米深处开采，上面的煤层自然破碎滑下，这种方式可将十米厚煤层的开采率提高到80%-90%，成本大大降低。

　　CSIRO自1999年开始协助兖州煤业实现这一技术澳洲“本土化”，以使作业设计满足澳大利亚当地的地质、安全和法律法规要求。2004年，兖州煤业技术引进初步完成，又恰逢位于猎人谷地区的南田煤矿因火灾而停产。

　　兖州煤业抓住机会，当年10月以3200万澳元（约2300万美元）收购了南田煤矿，并更名为澳斯达公司。这个煤矿规模不大，2008年产煤186万吨，但是成为兖州煤业扎入澳大利亚煤炭圈的一枚楔子。

　　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煤炭价格和煤炭上市公司股价双双下跌。菲利克斯的股价从年中的21.82澳元跌至年底的4.61澳元，跌幅接近80%。

　　据菲利克斯旗下超洁净煤技术公司总经理约翰?朗利（John M. Langley）介绍，菲利克斯主要股东年事已高，希望尽早兑现股权，规避风险，而且后续勘探开发需要巨额资金，非小公司所能承担。

　　因此，当兖州煤业2009年不失时机地提出，以约33.33亿澳元（约合189.51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菲利克斯全部股权时，对方欣然同意。

　　即便如此，兖州煤业也是等了两个月、三次提请才得到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有条件”放行。六项条件，包括“兖州煤业必须通过兖矿澳大利亚公司（Yancoal Australia）来经营它的在澳资产，兖矿澳大利亚公司必须在澳注册、总部在澳洲，使用澳大利亚人为主的管理和销售团队”；“确保至少在2012年底让兖矿澳大利亚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是时，兖州煤业在兖矿澳大利亚公司中的股权必须降至70%以下”。

　　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一位不便具名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上市承诺对于FIRB的放行决定至关重要。一位受访的中方外交官则认为，FIRB放行，也是因为考虑到煤炭并非清洁能源，而且在印尼、俄罗斯等地不乏出口竞争者。

　　无论如何，由于收购菲利克斯，今年兖州煤业产量预计将同比增长50%，达到6000万吨，利润总额超过60亿元，增长140%。

　　兖州煤业预计，通过后续的勘探及开发，2012年菲利克斯公司煤炭产量可达到2400万吨，相当于兖州煤业本部产量的三分之二，利润可达到40亿元人民币左右。

　　与兖州煤业类似，较早在澳大利亚展开煤炭投资的“先驱者”，还有中国首家参股海外煤矿的电力公司华能集团。

　　华能也是两步走，2003年以2.27亿美元获得了澳大利亚奥丝电力公司50%的股权，后者在昆士兰州拥有两大电厂，毗邻蒙托煤矿。2005年，华能顺水推舟，以2942.3万澳元收购了蒙托煤矿25.5％的股权。

　　不过，据当地业内人士介绍，经历多年整合之后，澳大利亚的独立煤炭公司已经越来越少。新南威尔士州规模较大的独立煤炭公司几乎只剩下百年煤炭公司（Centennial Coal），但这家公司大部分产量都供应本土发电，出口比例很小，对中国公司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八仙过海

　　为了扭转中国媒体对于FIRB的成见，几乎每位澳大利亚官员都要提及兖州煤业的100%股权投资的成功。不过，他们也都毫不避讳地表示，他们更希望中国公司多考虑“参股”，少强调“控股”。

　　普通澳大利亚民众的看法也相似。朗利告诉本刊记者，日本在澳大利亚煤矿业投资了40年，没有引起争议，是因为“都是10%至20%的股份”，是“合作关系”，当地人没有威胁感。但中国公司总想控股，而且来的都是国企。“国企后面站着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让人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竞争。”朗利说。

　　一位不便具名的中国驻澳外交官说，他个人也不赞成整体收购。“人家紧一紧，你只能吃哑巴亏。”据他透露，矿产资源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澳大利亚一些矿主是追着中国企业入股，但中国企业一定要求控股，结果错失了很多好机会。

　　考虑到市场现实和审批难度，近两年来，中国煤电企业开始寻找更加灵活的方式，进入澳大利亚煤炭上游市场。2008年3月，广东粤电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超康（澳洲）有限公司，参股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甘纳达盆地的纳拉布莱煤矿7.5%的股份；2008年11月，神华集团全资子公司神华沃特马克煤矿有限公司向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缴纳3亿澳元（约合13.08亿元人民币），获得沃特马克煤矿的探矿权；2010年2月，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企业源库资源有限公司（Resource House Ltd）签订20年长期购销框架协议，每年向后者采购3000万吨煤炭。

　　新南威尔士州基础产业部国际业务局局长王月辉预计，未来12个月内，会有好几起中方投资浮出水面。她还透露，以往来澳大利亚投资煤炭的中国公司都是国企背景，但最近出现了不少私人企业。

　　“目前，这些交易正处于谈判阶段，可能是股权收购形式，也可能是设立绿地项目（Greenland）形式。大家都知道，未来五年到十年，澳大利亚在煤炭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王月辉3月22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CSIRO的郭华博士认为，机会依然存在，关键是要找到缝隙市场和合作契合点。他说，澳大利亚煤炭资源丰富，品质也参差不齐。品质好的资源很抢手，而那些品质一般的资源，也许恰恰适用中国的特殊煤层开采技术。

　　新州矿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威廉姆斯也在采访中提及，该州欢迎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像兖州煤业那样，带着自己独特的开采技术投资澳洲。“从政治环境上看，无论是新南威尔士的现任政府还是反对党，都支持外国投资，都承认吸引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性。”威廉姆斯说。

　　利益漩涡

　　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稳定，法律法规健全，是吸引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地严苛的环境保护、原住民保护政策和典型的西方经理人文化，又让中国股东们颇不适应。此外，在当地采矿还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冲突。

　　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受益于煤炭产业繁荣，2009年州政府收取的采矿权使用费（coal royalties）较三年前增长了2倍，达到13亿澳元，成为该州仅次于博彩业的第二大财收来源。当地失业率也从1998年的12%，降到目前5%的历史低点。但是，这仍不足以抵消来自民众和农牧业的抱怨。

　　据威廉姆斯介绍，新州传统上是个农业州，农场主们不希望矿主与他们竞争土地，一些农牧业行业协会甚至指导人们，如何与前来勘探开采的矿产企业讨价还价，获取利益补偿，缩短作业时间和作业范围。

　　“毕竟没有人希望离开自己居住的土地，或者住所附近建一个矿，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个体利益与州政府的利益存在冲突。”威廉姆斯说。

　　即使是必和必拓也难以避免这一问题。2006年必和必拓以1亿澳元竞得新州北部的利物浦平原（Liverpool Plains）250平方公里区域的勘探权，却在土地使用问题上受到当地农业社区抵制，他们担心煤矿勘采破坏水质，影响农业，认为新州政府发给必和必拓勘探权，不符合1992年的采矿法。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企业获得勘探许可证，不代表它得到划定区域内的土地使用权和开采权，还需要通过全面的环评和社区讨论，企业要不断修改方案，以确保不会影响生态和文化遗产。如果土地现有使用者不承认政府授予的“土地使用权”，则需要法庭仲裁。环评和社区意见征询一般为期一年至四年，而勘探权一般在三年至五年内有效。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达成一致，则意味着大笔投资要打水漂。

　　今年3月，新州最高法院宣判必和必拓败诉，以其没有与该片土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即广义的“土地使用者”—协商为由，宣布它从州政府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无效。

　　作为新州矿业最大游说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案件的影响表示担忧。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给予“土地使用者”如此广泛的内涵，那么为房主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水电提供商、电信公司等机构都是土地使用者，都需要获得通知和协调，这会徒增法庭仲裁数量，拖延准备时间，增加投资资本，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

　　在2008年以3亿澳元获得沃特马克煤矿探矿权的神华集团，很可能会面临类似问题—神华集团的这一勘探区，恰好与必和必拓的“问题”勘探区毗邻。

　　新州产业与投资部厅长理查德?谢德拉克（Richard Sheldrake）在3月23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神华集团在社区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尚未遇到类似问题。据他介绍，神华集团在当地社区雇用了极具声望的退休政治家担任顾问，排解了社区的担忧。

　　推荐标题：民营快递业整合提速 政策风险导致融资难

　　由于受政策影响大，快递业被称为“走钢丝的行业”。而资金瓶颈能否突破，决定着这个行业增长的潜力

　　快递业融资试水

　　2010年3月中旬，快递行业刮起了一阵“融资风”。短短一周内，相继传出大新华物流接洽天天快递、复星集团入股申通快递等传闻。3月29日，星晨急便在北京宣布成功引入阿里集团（阿里巴巴母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事实上，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已先后有20多家VC和大型企业与民营快递企业洽谈并购事宜。

　　“快递这个行业我们看了很久了，其中的确有一些好公司。”著名风险投资（下称VC）机构IDG合伙人章苏阳告诉本刊记者。他证实IDG谈过的快递企业至少有三家，其中有一家“决定看一段时间”。

　　由于受政策影响大，快递业被称为“走钢丝的行业”。新《邮政法》的实施，正令以民营为主的快递行业生存环境发生巨变，催生行业的并购整合。然而，迟迟无法突破的资金瓶颈，给行业可能出现的爆发式成长蒙上一层阴影。

　　并购“被动”提速

　　快递行业近年来迅猛发展。目前，全国共有快递企业1万多家，其中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超过5000家，全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万。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8.6亿件，同比增长22.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9亿元，同比增长17.3%。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2月，中国同城、异地、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收入的6.5%、54.6%和32.7%，而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21.9%、72.2%和5.9%，其利润率高下由此可见一斑。

　　但目前，中国80%的国际业务被国际四大快递巨头——美国FedEx和UPS、德国DHL、荷兰TNT占据。申通快递一位员工透露，公司做同城业务“基本没有利润，就是为了赚信誉”,赢利点主要来自航空，即异地业务。

　　外资快递业巨头、中国邮政EMS和国内民营快递三方角逐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虽然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仍是EMS，但70%的市场份额被数量众多的民营快递企业占据。

　　在充分竞争的快递业，民营快递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低。中投顾问分析师黎雪荣告诉本刊记者，国内注册资本达到100万元的民营快递公司不超过20家。而分量轻、体积小的快件业务更是占据部分小型快递企业业务量的40%至60%。

　　然而，两条新政将严重挤压这些小企业的生存空间。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新《邮政法》规定，快递业务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并为企业规定了准入门槛：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元。

　　更为致命的是，作为新《邮政法》的配套文件，《邮政企业专营业务范围的规定（草案）》拟将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100克以下的业务作为信件递寄业务，划归邮政企业专营。

　　行业“地震”由此而起。2009年冬天，多家快递企业掀起“涨价潮”，申通快递甚至一度暂停与淘宝网的合作。2010年初，国内民营快递企业DDS（深圳东道物流公司）倒闭。

　　目前，快递业的并购趋势主要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并购是指业内企业间的相互整合，要么民营企业“大鱼吃小鱼”，要么外资收购民营。2005年，国际快递业巨头DHL在中国的合资方——中外运，曾有意收购大型民营快递企业申通快递51%的股权，但最后由于中外运总裁张斌的突然去职而不了了之。但中外运敦豪仍在2009年以3亿元收购了另一家民营快递企业——全一快递100%的股权。

　　纵向并购主要指产业链上下游的扩张，未来将以快递企业整合交通运输企业为主。清科分析师李鲁辉认为，国内快递企业可能选择航空运输企业，外资快递企业则将选择公路运输企业。2010年初，由顺丰速运参股成立的顺丰航空完成首航，标志着民营快递企业正式进军航空快递市场。

　　融资难题

　　并购的前提，是获得充足的资金。民营快递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恰恰是资金问题。“我们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圆通快递营销中心总监项颖民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说。

　　广州物流协会秘书长张强也曾向媒体表示，快递行业融资难有其特殊性。由于企业经营设施以租赁为主，主要价值集中在品牌和网络等无形资产，无法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此外，由于民营快递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亦无法取得银行授信额度。因此，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并不能与快递行业对接，造成更大的融资难题。

　　DDS倒闭后爆出，公司在货到付款（COD）业务中，挪用客户货款高达数千万元，董事长和多位高管接受调查。“许多快递公司把COD业务当成融资手段，当他们在扩张中遇到资金瓶颈时，就把代收来的货款变成了企业发展的资金。”项颖民在上述会议上称。

　　目前，民营快递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北有宅急送，东有申通快递，南有顺丰速运。三家公司的成立时间均在1993年至1994年间，迅速扩大的市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顺丰速运。这家公司由香港人王卫在广东顺德创立，以深港货运起家。至今已成为注册资本1250万美元、年营业额超过20亿元的民营快递“巨头”。

　　近年，顺丰速运在控制年增长幅度的同时，开始逐步提高价格，进行技术升级。2003年，它借SARS导致航空运价大跌之际，与扬子江快运签下合同，成为国内首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快递企业。2010年，公司出资2500万元，参股25%成立顺丰航空有限公司，并计划于年底前购买三架货机。由于货机多以旧飞机改装，因此资本投入并不大。

　　尽管如此，顺丰速运并非没有融资需求。早在2006年，上市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但至今，国内尚未有一家快递行业上市公司，其中一大原因即是民营快递与邮政部门的矛盾。除了新《邮政法》的数年争论，邮政部门对民营快递企业的查抄和罚款也从未停止。“要是邮政天天查你，你是永远上不了市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或VC，成为各家快递公司融资的“救命稻草”。

　　战投与VC

　　黎雪荣表示，尽管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已先后有20多家VC和大型企业与民营快递企业洽谈并购事宜，但除了中外运敦豪收购全一快递，此次星晨急便获得阿里集团投资仅仅是此轮快递业融资中的第二个成功案例。

　　星晨急便成立于2009年3月，其董事长和大股东是曾在15年前创办宅急送的陈平。据了解，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先期投资3500万元。而阿里集团与星晨急便的接触始于2009年秋，成为公司首批战略投资者。

　　“星晨急便从物流平台的设计到信息系统的设计，再到代收货款的监控和流程，甚至包括价格体系的制定，都是为电子商务量身定做的。”黎雪荣表示。

　　方兴未艾的网络购物市场已经成为快递行业新的业务增长点。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电子商务带动的包裹量超过5亿件，占快递业全年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而2009年，国内最大的C2C交易平台——淘宝网一家产生的包裹量就达到10亿个，与其合作密切的圆通、申通等快递企业，其六成以上的业务量均来自网购交易。而目前阿里巴巴的“大淘宝战略”中，完整的物流体系亦是亟待建设的。

　　黎雪荣表示，电子商务要解决物流和资金流的问题，涉及配送、资金代收和回笼等诸多环节。“要求货要送出去，钱要收回来，速度要快，另外还要便宜。”而目前国内缺乏的恰恰是，能够按照真正的电子商务标准来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

　　除阿里集团外，复星集团和大新华物流均未正式确认将入股快递企业的传闻。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入股均非纯粹的财务投资，而是希望成为战略投资者，借助快递企业的资源延长集团本身的产业链。

　　相对而言，VC作为纯粹的财务投资者更为谨慎。“我们看快递这个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要选择有持续竞争力的企业比较困难。”联想投资合伙人李家庆表示，他们在选择时，更看重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能力，而非业务量。IDG的章苏阳亦表示，他们已放弃投资的两家快递企业，均是因为公司质量控制有问题。“有些管理者有点机会主义，好像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就是准备卖掉的。”

　　另外，退出方式亦是VC考虑投资时的重要因素。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至今快递行业仍没有上市公司，一是因为政策风险较大；二是因为行业集中度较低；三是因为利润率较低，融资难度大。2009年，北京规模最大的同城快递公司——小红马快递曾一度谋求创业板上市，但面临同城小件业务收归邮政专营的政策压力，公司不得不宣布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快递行业不是一个短线投资，就算是做得较好的企业，从投资到上市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李家庆说。

    区域规划不是救市主

　　去年以来，中国先后将12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层面，包括：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皖江城市带示范区。而诸如新疆区域振兴规划、西藏区域振兴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也即将获批。

　　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上述区域几乎遍及中国东西南北，区域规划一时成为热点，相应地区房地产和上市公司股票风生水起、好不热闹。抛开区域概念引发的种种亢奋现象不谈，区域规划到底能带来什么呢？

　　新中国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上有过几次大行动。一是1953年-1957年“一五”期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虽然主要是一个产业布局，但也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三线建设”。1964年开始，中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形成了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工业布局迁移。因建设地点太过偏僻，“三线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提供跃进推进器的同时，也给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严重不便，效果至今褒贬不一。

　　三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使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迅速提高，效果显著。副作用是带来了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和30年前的沿海战略相比，新近推出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能否产生同样的积极效果？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理由有二：一是时空环境已全然不同。30年前“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周边地区正处在产业升级换代阶段，全球对贸易持开放态度，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在海外有大量的华侨及相应投资，中国对环境污染忍耐度较高，劳动市场优势明显等等，这些条件在今天大多不复存在。

　　二是逻辑相悖。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优惠是特殊的，定向的；而新的规划强调全面和雨露均沾，这种没有重点、批量的区域规划只会导致同质性，普惠的“优惠政策”略等于大家均无，因为不同地区间的“优惠政策”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这样一来，规划的作用怕是要大打折扣。

　　众多的区域规划还有可能互相冲突，比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下游不远的皖江城市带示范区是否重合？它们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是否协调，等等。

　　就国家层面而言，现阶段密集推出区域规划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培育更多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变区域发展失衡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实，要达到上述目的，最关键和最紧急应该做的是建立良好的经济发展机制和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充分流动的保障体制。如果这方面有所突破，和谐的经济发展是水到渠成之事。确立新的机制和体制虽然颇为艰难，但这是长远之道，否则制定再多的规划也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在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无边的。从一个大的角度上看，经济活动最终还是服从于自身的市场规律，它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相反。我们需要有活力的经济图画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图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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