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本和消费挟持的生态旅游

 　　中国投资咨询网讯　2001年前后，中国南部多个省份掀起了景区经营权转让的浪潮，福建的武夷山和大金湖，云南的西双版纳野象谷和哈尼梯田，四川的雅安碧峰峡和小寨子沟，江西的婺源江湾和庐山秀峰，湖南的凤凰古城和张家界等，都是在当年的转让潮中备受关注的景区。收集的一份名单显示，在过去十年，全国实行经营权转让的景区超过了上百家，而以生态资源为核心的景区占了九成以上。

　　这一所有权关系的新型实践在短短几年内推动了中国旅游业的产业化步伐。

　　但在最近几年，相反的声音和回流的做法开始出现，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收回景区经营权。以福建省为例，2009年省政府出台回收令，要求2010年6月底前收回世界遗产景区和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专营权。回收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首要一条就是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的破坏。

　　政府的环境忧患意识似乎充满了生态伦理的正当性，却挽回不了日益严峻的生态恶化趋势。以江西庐山为例，虽然整体经营权始终掌握在官方手中，但是其生态恶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每天2万多名游客、2000多辆旅游车上山，年产生活垃圾1.8万吨、废水200万吨，这些来自外部的冲击力量已超出庐山生态系统的自然吞吐能力。今年以来，庐山风景管理局宣布执行一个“下山计划”——— 将庐山顶上的牯岭镇居民搬迁下山。原住居民的搬迁表面上是为了缓解庐山的生态负担，实则违背了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提出的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定义：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现在看来，这一“下山计划”已更加实质性地导致了庐山生态系统的破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10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确定为“多样的生物，唯一的星球，共同的未来”，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然而，当人类将生物多样性当作一个全球性问题进行思索的时候，似乎也常常患有这样一个错误：将生物视为“他者”，将人类自身排除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体系之外。庐山居民的下山，就是发生在生态旅游景区的一种自我排除运动。这不可能会是生态保护的胜利，而只是旅游产业的短暂胜利。数以万计的居民下山了，意味着更多的游客上山。然而作为消费者身份的游客，他们能否成为生态景区中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尽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生态旅游协会等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均把生态旅游的理想类型定义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上，但在过去十年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似乎已背离了这个地球宣言，为景区生态和环境的保护留下了许多阴影。但是将此后果归咎于景区经营权的转让显然太过狭隘了。政府作为生态资源景区的所有权代表，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不是局外人，他们对于景区的环境恶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在《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人类对于环境灾难等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感到乏力，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以日益高涨的热情从事投资活动，实现他们的欲望。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人们感到满意，但作为公民，许多人深感沮丧。在资本和消费的双重挟持之下，要维护和谋求公共利益，难度日益加大。罗伯特·赖克或许为我们审视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系统的视角：在今天的GDP主旋律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集中表述为“商业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姑且将这种关系称为“商业生态伦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