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农村信用社改革渐见轮廓 体制桎梏未解

　　历时8年，身系我国未来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准的最后一轮改革—农村信用社(下称“农信社”)改制近日终于渐见轮廓。

　　8月2日，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公开表示：从2011年起，银监会要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建立基本的现代农村银行制度。此外，将全面取消农信社资格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并不在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将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数据显示，农信社发放涉农贷款不仅占全国各银行金融机构三分之一，同时发放农户贷款占到全国的78%。

　　此言论一出，顿时为从2003年明确开始改制的农信社改革定调。业内却因“商业”二字发出质疑：股改后的农信社，若改变了定位以及服务的方向，那么将是最大的不成功。“此次文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权威人士的解说，但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农信社将一律改为商业性的，而不再是合作性的了。”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一场长达近11年的股权改革，不仅是我国银行业整体发展的最后一个成员改制，同时无论怎样的改制方式，都将直接影响全国1.5亿农民多数的现代经济参与模式。质疑背后，农信社改制核心何在?

　　农信社商业之路

　　“银监会以前的提法有三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际指的就是农村信用社，但与此同时它也鼓励股份制和合作制，以及股份合作制。这三种方式最初是2003年关于农信社的改革意见，根据这三种情况因地制宜改制及改革”。杜晓山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追溯农信社此次全国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7月，此时相关部门提出在3-5年时间内将大多数农信社改造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村金融机构，第二年，江苏张家港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正式挂牌营业。

　　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文件正式提出，由此正式拉开我国农信社全面整改的序幕，此时的要求是“在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下，首先在江西等8省启动试点，直接走向农商行为目标的改革，另一部分县城里农村合作银行，继而改为农商行模式”。

　　2005年，全国农信社统一撤销掉村一级的金融机构—农信代办站，2010年起，银监会正式推动资格股向投资股转化，并在试点地区引进优质合格股东。

　　“去年银监会就已发文指出农信社商业化改革的路线，将资格股权全部取消变为投资股，也就是股权适当集中，有条件的就组建为商业银行，没有条件的慢慢过渡，形成比较规模化的农村信用社，文件还特别强调以后就不再成立农村合作银行了。”杜晓山表示。

　　在这一连串改制步伐进行之初，资料显示，在2003年正式改制前，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4%，曾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高达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账达1250亿元，曾有58%的信用社资不抵债，这部分金额同样高达161亿元。

　　据银监会数据显示，自2003年改制开始后，2004年全国农信社实现统一盈利后，连续7年利润保持大幅增长，系统性风险高企的局面彻底扭转。改革前后，农信社资产负债和存贷规模均增加了5倍以上。

　　如此数据，也成为了此次银监会提出农信社全面农商行化的数据基础。此次银监会答记者问中提及，目前全国组建农商行155家，农村合作银行210家。截至今年上半年，还有1424家农信社达到或基本达到农商行组建条件。

　　“一刀切”难题

　　“现在这个文件和2003年的改革文件的精神并不完全一样，我不认为现在全面农商行化是唯一渠道，其实更应该坚持2003年中央多种形式发展的模式，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而不是这样统一的、一刀切的所谓商业化改制”。社科院一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针对2003年以来的农信社改革，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表示，这些部署和措施是符合农村经济金融发展规律的，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信社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未能根本解决，改革发展逐渐步入“深水期”。

　　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奠定了我国农信社改革的三种模式：以县为法人的农信社模式，市级农合行模式及农商行模式。此时对农商行对象要求为，以东部发达城市为突破口，农业占GDP10%以下，不良贷款比率15%以下的城市，放开组建农商行限制。

　　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55家农村商业银行，5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深圳、广州等市级单位组建地级市农村商业银行。而这批农信社转农商行的注册资本金大多数超过40个亿，资产规模在1000亿以上。

　　2009年，全国农信社系统中资产规模最大的广州农信社商业化改制成功，曾在增资扩股时创下2.62倍的PE值，创下了全国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增资扩股PE值的最高纪录，随后顺德、东莞农信社均改制成功，此时，用媒体话描述则为，除了已获批准的农信社，广东省内还有一大批农信社正在想方设法达到组建商业银行的标准，争取早日改制。

　　当此次全面商业化改制提出后，国内其他仍未改制成功的农信社，似乎不用再像当初想方设法以达到商业银行标准。此前曾有观点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全牌照商业银行较多，农商行存在的空间并不多，所谓的条件不成熟地区全牌照银行稀缺。

　　在此次全面农商行改制的过程中，姜丽明表示改制关键要破除以“合作制”名义长期运行造成的体制机制障碍，消化长期积累的历史包袱。对此，杜晓山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过去农信社即是合作性的金融机构，也是放射性金融机构，承担着合作性功能和部分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同的农信社有不同的重点，但这两个功能是十分明显的。”

　　“现在全面商业化后，不仅导致没有合作性，政策性也不会有，能不能做到现在不好说，因为商业化改革首先照顾的是股东利益，但是政策性合作性实际是一种互助性，利益得不到最大化，如何体现合作性?我们的体系应该是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并重，或者互为补充，各自发挥长处形成统一的整体，若农信社改制后，那么以后谁来承担合作性金融的角色，这个问题并未解决。”上述社科院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商业化再闯关

　　“全部改制为商业性金融这条路到底对不对，现在不好说，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贫困地区，纯商业化如何解决农户服务的问题?支农行也会被大幅度削弱，本质上又排除了合作金融，那就该有相应措施解决，现在也并未看到新的合作金融形态出现，并且目前政策性金融只有农业发展银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上述社科院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农信社改革的利处显而易见，至于弊端则是隐形的，一方面，有可能形成为了改制而改制的现象。将有可能造成在全面改制后，有部分农商行由于不适应市场压力被迫依赖政府;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农信社弊政较多，容易形成改制不彻底的情况。由于政策执行力度的不同，预计在中西部农信社改革过程中，将面临改制缓慢、剥离不良资产进度小、股权改革不依照规定等内部整改阻力。”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此前，市场曾传言国内九成农信社濒临倒闭，全国目前近3000家农信社中经营状况较好的只有百家，不到总量的1/10。另一数据显示，因历史包袱，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等影响，全国监管评级在6级以下的机构仍有146家。

　　对此局面，银监会指出将指导各级地方政府拿出资金置换农信社不良资产，一次支持清收盘活农信社不良贷款，同时在允许增资扩股的基础上，鼓励民间资本阶段性控股。而银监会同时表示：大多数投资者购买股权的同时，都自愿支付50%以上比例的对价。

　　“这是商业化改革，利润最大化是商业化的最终追求，对于农户这样的投资股，股东会提出投资应该利润最大化，但贷款给农户是利润最小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为农户服务呢?”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以江苏江阴市农商行组建为例，原信用社对20万户股东进行清退，结果导致最大股东持股仅为5%，管理层极易取得控制权。同时，杜晓山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有可能农户会质疑这个政策，商业化后为大小企业服务了，谁为农户服务呢?之前农信社对农户的贷款占比80%以上，这次改革后，农信社对农户的贷款会加强还是会削弱呢?”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调查显示，在有借贷需求的农户中，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比51.5%，从农户借款渠道来看，非正规渠道借款占比达47.4%，从农信社渠道获取贷款的比例仅为41.9%。

　　“商业化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不应该挫农，全部商业化，这是进城不下乡，放大不放小，扶富不济贫，但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倒过来才对，这是个重要的诱因。”上述社科院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