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改变了市场面貌

　　美国3亿人口有8000余家银行，但中国13亿人口只有不到500家银行。小企业贷不到款也就不奇怪了。
　　
　　企业和企业家有好的创业项目，但资金不一定够，如果金融市场能提供更多、成本更低的资金，更多企业和创业者就能发展了，经济和就业自然会更上一层楼。由于强化金融管制必然压抑金融业务空间，所以，如果监管过多，就不仅会妨碍企业发展与就业增长，而且会扭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今天，虽然人民币私募PE基金、创投基金、私募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已放开许多，也有民生银行这样的“准民营”银行，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800多万中小民营企业还是贷款艰难，在关键时候只能求助于“地下钱庄”。今天，一方面是正规商业银行8%左右的年贷款利率，另一方面是温州等地月息2%—8%的民间借贷。当中小民营企业只能得到月息2%—8%的地下钱庄贷款时，他们面对的生存挑战可想而知，民企高倒闭率就不足为奇。
　　
　　压制民间金融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国有经济得到额外支持，民营经济生存空间被挤压，亦即深化“国进民退”。由此形成了“国企重民企轻”经济结构，其效率低，不同群体间的经济机会差异大。
　　
　　第二个社会后果是就业增长困难。今天中国非农就业中，80%多来自中小民营企业，而过度金融管制，特别是挤压甚至禁止民营金融，受害最多的又偏偏是800多万民营企业；当就业的主力军即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没法满足时，当然影响社会就业格局，制约中低收入群体、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空间。这不仅使收入分配结构更趋不公，贫富差距恶化，而且使民间消费难以按潜力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据统计，美国3亿人口有8000余家银行，但中国13亿人口只有不到500家银行。于是，小企业贷不到款，小企业80%的贷款来自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也就不奇怪了。在发达国家里，每千人口一般有45-50个小企业，而中国目前每千人口的企业数量为12个。由于各国就业有65%-80%来自小企业，当中国的人均企业数这么低的时候，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高也就不令人吃惊了。中国的民间金融受压甚至被禁，造成企业数量少、创业难。
　　
　　这些年，监管机构的确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宏观政策意愿往往被具体监管政策所否定，使实际中小企业贷款空间小。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并未出台相关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营业税减免政策、贷款风险权重的专门计量方法；另一方面，银监会对商业银行不断变严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和问责机制，让银行不敢涉足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当银行不能使用金融衍生品去规避、配置风险(尤其是信用违约风险)时，商业银行就自然把大量中小企业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也让商业银行自废武功：躲避风险，不碰有风险的企业和项目。
　　
　　要改变民营企业金融“饥饿”、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疏通，是为民营金融和金融创新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而不是堵。只有在金融环境更宽松自由之后，才能有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竞争和金融创新，金融供给才会增加，民间利率才能降低。一旦民营金融从地下走向阳光、走向合法，民间金融的契约风险就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