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踊跃探路 新一轮金融改革深化需要“顶层设计”

　　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一轮“自下而上”引发的金融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温州金改依然获得了市场极高的关注度，并进一步激发了各地求变及做大做强区域金融的欲望。

　　深圳金改方案随温州而出。一直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则一直在谋求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成都、天津这些具有区域优势的中心城市亦在探路金改，谋求壮大。

　　地方金融改革升温

　　3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素以民间金融发达闻名的温州而言，此次会议意义重大。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敲定《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序幕由此铺陈开来。

　　方案的获批对于温州而言，似有些绝处逢生的意味。因为就在过去的2011年及至今日，一度频繁爆发的民间融资风险及多个企业主的“跑路传奇”。让温州面临前所未有的信心及信任危机。这也正是温州，而不是被寄予更高期望的上海或深圳拔得此轮金改“头筹”的直接诱因。

　　2011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使得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加上一些企业过度扩张和多元化发展，最终演变成资金链断裂和民间融资的风险事件。据估计，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元，全国则高达近4 万亿元。

　　农行战略规划部相关人士认为，如此庞大的民间资本长期潜伏地下，不利于长期发展和风险监控。只有让民间融资正规化、阳光化，才能更好地监测和管控风险。并可以借此探索民间资本更好地进入金融领域和对外投资的经验。以此来看，温州金融改革意义重大。

　　温州金改只是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一环。

　　2012年1月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深化改革目标。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重点包括：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要求金融服务于经济薄弱环节；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加强自主双赢基础上的开放等方面。

　　尽管具体的改革措施仍待出台，但温州区域金融改革方案的出台，则激起了各地金改或谋求壮大金融的雄心。

　　曾经创造出1000多个全国第一的深圳，在不久后的4月12日研究通过《关于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相比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内容，深圳的改革方案内容丰富、全面。侧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强化金融创新改善融资环境。其中最引入关注的是，作为推进前海金融创新的内容之一，深圳将加快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同时争取更多前海地区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尽管前海先行先试的一揽子金融、财税政策仍在等待国务院批准。但显然，深圳求变的急迫心态进一步激发了各地金改或做大做强金融的热情。

　　就在前不久，基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城市综合实力，成都在该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雄心勃勃地提出未来5年成都金融业发展总体目标——2015年，成都将建成西部金融机构集聚中心、西部金融创新和市场交易中心、西部金融外包及后台服务中心。

　　一场非理性的盛宴？

　　金改仍在持续升温。

　　但温州金改激发出的各地新一轮做强做大金融业的决心，则让这番热潮看起来更像一次“自下而上”的区域谋变，显得“各自为政”。

　　对此，建设银行（601939）高级金融研究员赵庆明认为，各地确实存在谋变的需求，因为目前金融确实有压抑的成分，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化，或在某些金融领域降低进入门槛。

　　但赵庆明表示，这其中也有不少“起哄”的成分，都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对区域金改的遍地开花态势持有保留态度。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亦指出，各地争相开展金融改革，创建金融中心，多少有点不理性的成分。

　　从风险角度看，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打个比方，银行如果出现风险的话，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为数众多的客户利益怎么保障？”进行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要承担一定风险，地方应该掂量自己的风险承受力和实际需要，谨慎抉择。金融改革试验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然，这并非否认深圳、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搞改革。曾刚指出，大城市可以搞改革创新，但是不应涉足高风险的领域。

　　从资本属性角度看，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要打造金融中心，肯定有一些重复建设或者浪费的成分。因为资本在地域间的流动性很强，由此导致金融一定是高聚集的，“每个城市可以搞出自己的商业中心，但是金融就不一样，一个中心可以辐射的范围很广，同时存在很多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认真地比较各地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后，曾刚认为，“目前看来基本还是老套路，是以以往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发展金融，并没有认识到金融的特殊性。一说要搞金融改革，就把国家的金融改革方案抄了一遍复制到地方，这并不适合每个地方。”

　　目前看来，金融改革亟需从非理性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

　　曾刚指出，地方改革必须契合中国改革的大势，这种尝试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少数金融比较成熟的地方对此颇有心得，比如上海，在金融改革中走得很稳健，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但是，其他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这种思路，这需要时间去体会摸索。

　　放松过度监管是共识

　　“2012年将是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开始的起始年。”大和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温州、前海等地进行的改革，不仅将改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且还将为未来几年内地股市提供持续、积极的催化剂。

　　孙明春指出，过去10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变得充满活力且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得益于过去10年前半段的改革，中国的银行、保险、券商经纪和资产管理业在过去5至6年中，都得到快速成长。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均显著扩张。同时，利率和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尽管如此，孙明春认为，在其现代化的外观之下，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看起来仍然处于过度监管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的挑战，也对进一步放松管制产生了需求。

　　对于深圳的前海金融创新，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如果能依方案将香港低廉的人民币资金引到深圳，或许能缓解部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深圳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贷产业体系。深港银行跨境贷款也可以为深圳金融体制改革和业务模式创新提供经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前海金融创新则建议大家看远一点，放到粤港一体化的背景考量。“一个区域性地区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带动，”在吴敬琏看来，广东的潜在优势是毗邻世界级城市香港，粤港一体化是转变广东整个地区增长模式的关键。

　　“但粤港一体化有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一国两制导致粤港是两个不同的关税区，所以粤港一体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吴敬琏说，前海作为一个点，如果成功后进行经验推广，粤港一体化的阻力也会少很多。

　　温州金改亦被寄予较高期望，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一个重点即是，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在推动民间金融发展、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改革方案也存在待完善之处。

　　比如，改革方案中并未提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这意味着民间金融无法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此外，改革方案中提到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但是对于改制的具体条件、改制条件由谁制定，尚未出台相关细则。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区域金融改革还可以尝试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允许民营资本更多地参与新银行机构的发起或参股现有银行，推动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优化。这一方面可以促进竞争，增加金融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真切地观察，民营资本介入甚至控制银行运行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为今后全国范围内的改革积累必要经验。

　　金改应慎重而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张，金融改革不能只是枝节性修补与试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改了反而比以前更坏，要触及根本性的体制问题。

　　他提醒，金融市场是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不可能画地为牢。一旦金融市场画地为牢，结果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行政管制。“毫无疑问，政府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近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对于一些事关整体性的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多方人士常提的一个词便是“顶层设计”，认为不能对自下而上的区域性金融改革抱有过高期望。

　　在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看来，金融业很多相关改革措施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很难在地方上试。即使在地方上试了，在整体宏观上实施时，风险大小也很难评估。

　　比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涉及到价格的基础性改革，在区域的试点效果未必会好。不仅没有参考意义，反而对整个体系造成很大影响，因为资金的流动较快，很难对其影响范围形成限制。

　　建设银行高级金融研究员赵庆明亦认为金融的一个重要属性便是流动性，如果一项地方金融改革有利可图，那么各方资金都会流向该区域。他认为没必要拿某个区域作为“小白鼠”，而是应该整体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需要的是顶层设计，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金融的流动性和外部性使金融改革区域上难于突破。”华泰联合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亦认为，货币像水一样自由流动，区域的放开等于全国的放开。金融不稳定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信用提供者（如储户）的最终损失目前还是政府买单，中央难给地方很大空间。所以看到的是，温州金融试点未涉及利率市场化，小贷公司转为银行标准亦未放松；深圳金融创新政策部分核心内容也只是地方的愿望。

　　中国很多领域的改革都是地方突破后推广至全国。但是，华泰联合报告认为，金融自下而上改革的空间不大。它同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一样：到了改革的核心区域，需要的是“攻坚”。这是近期变革缓慢的核心原因，这不是某个点某个区域的突破能实现的，金融改革需要在金融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信用体系、货币体系（利率、汇率和货币传导机制）、政府与金融关系等多个领域的配套制度改革中推进。

　　“目前的金融改革需要在高层推动下，自上而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华泰联合报告总结表示。

　　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是路径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应该首先明确。

　　在大和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看来，未来中长期时间里，内地金融系统以下五个方面最有可能面临改革：75%的贷存比上限已日益成为一个对众多商业银行扩张贷款业务的束缚，未来可能会迎来调整；贷款组合打包证券化；贷款限额中分配信贷额度的方式是低效的，未来应该会被淘汰；内地债券市场的管制会进一步放松；准入壁垒也将逐渐调整。

　　孙明春对新一轮金融改革寄予期望，并作为对中国经济中期乐观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新一轮金融改革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改善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释放制度红利。金融改革本身，也会成为资本市场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