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或推货币政策工具转型价格型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美经济会上表示，央行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新工具需要抵押品，利率市场化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专家分析称，央行创设PSL（抵押补充贷款）的可能性很大，当前央行或引导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此外，央行在当前推行利率市场化面临着诸多压力，须先建立多项风险防范机制，如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等。

　　10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一些国家央行有相似的政策工具，中国的新工具需要抵押品。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央行此次“吹风”基于两个背景，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未来要让市场发挥主体性作用。但随着未来利率市场化、信贷规模的放开，央行也要考虑到把定价权交给市场后如何对市场的利率进行调控，防止失控，因此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

　　此外，央行需要新的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以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受到刚性制约比较多，由于外汇领域收大于支，逼迫央行通过收购或者外汇投放基础货币，这种情况导致央行在货币政策中的主动性很低，这个月外汇占款大幅降低，央行要寻找新的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他表示。PSL的两大特点是新的货币投放工具和用于可打造中期政策利率，央行推出这一工具的可能性不小。

　　据悉，从2012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速即出现趋势性下降。今年以来，外汇占款少增现象更加明显。最新数据显示，5月新增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仅3.61亿元人民币，创近11个月新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央行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是PSL。他分析，随着利率市场的不断推动，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工具逐步向价格型工具转变。去年以来央行不断运用数量型工具，包括定向降准等，目前央行可能在尝试着建立基于价格引导的调控机制。

　　他认为，将来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会各有分工。非常规的引导借助于数量工具，常规的引导借助的是价格工具。“价格型工具更多的对经济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产生长期引导；数量型工具可能更多的侧重于一些非常规的特殊的情况，比如应对忽然之间出现的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或在某个时期对某类金融机构进行政策支持等。”

　　赵锡军认为，价格型工具非常重要，通过利率传导形成新的约束机制，企业会更在意投资回报，而不是不考虑成本，盲目进行项目贷款；银行方面，利率成为放贷决策的重要考虑，其会考虑房贷的资金来源成本，成本和放贷的利息收入是否匹配等因素。

　　在新工具的抵押品方面，赵锡军认为可能是两类，一是无风险、主权类机构债券，如国债；二是金融机构的债券。郭田勇表示，欧洲央行的再贷款都是有抵押品，如票据、债券等，就我国而言包括商行债券等都是有可能的。

　　利率市场化须先建立多项风险防范机制

　　周小川10日亦表示，利率自由化需要时间框架，利率市场化时间表当然也还是依靠各种外汇条件、国际国内经济，利率市场化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引发市场热议。

　　赵锡军认为，央行在现阶段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承受的压力不小。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目前的经济增速换挡期，诸多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放弃或淘汰落后产能，发现新的更有竞争力的产能，产能的变化对应的银行的资产会发生变化，“原来的贷款所形成的老的产能要放弃掉，而银行前期贷款已经形成的产能还没有收回，现在要被淘汰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不良贷款。”前期贷款的不良资产会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而新的业务增长点、新的稳妥的贷款未找到，银行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利率市场化，一旦加剧市场竞争，抬高市场成本，银行面临着不仅是外部环境，还有内部竞争的压力，利润空间、业务空间会受到影响，资金链条绷得越来越紧，一旦无法承压，资金链断裂会导致很多风险。”赵锡军表示。

　　他认为，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等制度是央行需要先行考虑的。“存款保险制度解决金融机构破产后谁来承担客户损失的问题，金融破产退出机制是未来应对金融机构破产后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郭田勇也认为，央行在目前经济结构失衡情况下推动利率市场化，需要先行考虑建立诸多机制。“结构失衡情况下，市场的刚性需求、贷款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商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并非足够高，真正实施起来，如果出问题一批银行能否承受得起？所以央行目前要考虑制度安排，如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的破产退出机制等。”此外，他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同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