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浮现

　　银行体系对待不良资产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应更具差异化，更有针对性，不能单纯采用行政手段让政府来买单。

　　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国内“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开始浮现。银监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增长1023亿元，已经超过2013年全年水平；不良贷款率也上升为1.08%，较2013年末上升8个基点。资产质量的压力再次成为悬在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我国银行业最严重的不良贷款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2003到2008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及财政部联合吸纳了五大行1.9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相当于GDP的15%，此前五大行不良贷款率13%-24%，负权益1.2万亿元)。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债转股和打包销售等传统方式，属于特定阶段产物。

　　其二，中国银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总资产迈向150万亿元大关，体量远非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容量。

　　其三，银行仍有较强的能力抵御潜在风险，也有充足的财务资源以满足核销的需要。从一季度数据看，即使在银行大幅度提取拨备的情况下，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依然达到10%以上，显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进一步提升拨备水平的资金保障能力。

　　其四，中国银行业业务复杂程度也已今非昔比。为了免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硬约束，银行业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派生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一样，将全社会的储蓄者和借款人联系起来，但方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机制，而是以与现代金融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的各种金融工具形式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承担机制。

　　综上，中国银行体系对待不良资产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也应更具差异化，更有针对性，不能单纯采用行政手段让政府来买单。

　　首先，投行技术处置不良资产。如一些国有银行启动了向其投行子公司出售不良贷款的策略。由于该投资银行子公司对这些不良贷款的收购价预计将高于外部投资者，国有银行就可以计入相对较少的贷款损失。

　　其次，探索创新结构性风险资产转化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处置手段。目前适宜推行资产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在银行资产中，以信用类贷款、保证类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汽车贷款为主；在企业资产中，以建筑企业的BT(建设移交)回购债权、部分地方公共事业企业现金流为主。

　　再次，由于新增不良集中在小微企业，地区主要在长三角地区，针对不同企业可采取差异化手段解决不良问题。对风险确定无法化解的企业，在不良发生前提前进入诉讼程序，加快处置速度。而对于已进入诉讼程序的不良贷款，及早寻找目标买家，快速处置。对于企业基本面尚可，但因发生意外事件而产生不良的企业，通过转贷等缓释风险来化解。对于生产正常，因受担保牵累而发生不良的企业，以贷款承接、担保脱钩的途径对不良贷款进行转化。